“考古中国”里鼎力添彩的“甘肃力量”

“与中国现代考古学同步，甘肃考古通过历代考古人百年的艰辛探索和接续奋斗，一步一个脚印，用手铲翻阅无字地书，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省文物局局长程亮告诉记者，甘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华夏文明形成发展的关键区域，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重要舞台。其独特多样的文化资源为考古工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奠定了甘肃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人类起源与演化、农业起源与扩散、文明起源与传播、国家起源与发展、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增强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依托甘肃独特的历史演进轨迹和文化资源禀赋，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开展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先后有6项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4项入选“中国考古新发现”，4项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5项荣获“田野考古奖”，4项列入“考古中国”发布项目。

同时，通过丰硕的考古成果，进一步厘清了早期人类的起源演化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实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彰显了甘肃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支撑，更为“考古中国”增添了不可或缺的“甘肃力量”。

追寻远古文明

旧石器时代考古持续探索人类起源

甘肃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布不平衡，相关工作主要集中在陇西黄土高原和甘肃西部地区。1920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等人在陇东庆阳辛家沟和赵家岔的发掘，揭开了甘肃乃至整个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序幕。

近年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兰州大学等科研院所，对陇西黄土高原东部的水洛河、清水河和葫芦河流域进行旧石器考古调查，新发现20余处旧石器遗址。

同时，相继对庄浪县徐家城遗址，张家川县杨上遗址、石峡口遗址，秦安县大地湾遗址，环县楼房子遗址和夏河县白石崖溶洞遗址进行发掘。

通过这些旧石器遗址点的调查发掘，基本建立起了甘肃地区尤其是黄土高原西部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以来（距今20万～1万年前）旧石器考古年代框架。为探讨该地区石器技术的演变、人类行为的发展、人类适应性行为演化与环境变化的关系等提供了关键材料。

尤其是夏河县白石崖溶洞遗址的发掘，将古人类在青藏高原的早期活动时间从距今4万年推至距今19万年。该遗址是目前东亚首个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和丹尼索瓦人DNA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是青藏高原史前考古的重大进展，更是国际上丹尼索瓦人研究的重大突破。

夏河县白石崖溶洞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为探索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的扩散和高海拔环境适应、丹尼索瓦人及东亚古人类演化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受到了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获得2019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等殊荣。

跨越历史经纬

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持续揭示文明起源

甘肃的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一脉相承，考古工作开展较早，与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相伴而生。

经过不断的发掘和研究，已基本建立起完整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和年代序列，为认识中国早期文明与社会演进及早期文明起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近年来，在进一步完善文化谱系构建、深化文化渊源探讨及器物研究的同时，逐渐向聚落考古、社会复杂化进程、文明起源等研究领域倾斜。

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项目，重点对陇东地区揭示中国早期社会的圪垯川遗址和实证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的南佐遗址、桥村遗址进行了考古研究。

▲圪垯川遗址考古场景

张家川圪垯川遗址是黄河流域目前发现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仰韶文化早期聚落之一，自仰韶早期延续至仰韶晚期，清晰再现了仰韶早期史家类型环壕聚落的空间布局和社会结构。

大型粮仓及粟黍遗存的发现，对研究仰韶早期人群农业种植、农作物加工储藏技术、人类生业经济提供了实物资料，对探讨中国北方地区粟黍作物驯化后粟黍农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玉权杖头和大型钺的发现表明社会内部已存在分层和分化，是社会复杂化的初步体现，对探讨早期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作为2021年“考古中国”重要成果予以发布，并入围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

庆阳南佐遗址和灵台桥村遗址是陇东地区距今5000至4000年的两处重要遗址。

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陇东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南佐遗址的发掘，证实这是一处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其等级之高、规模之大、布局之严整均前所未见。显示陇东地区当时已进入早期国家或者文明社会阶段，为全面认识中原地区和黄土高原的文化成就提供了不可置疑的证据。该项目被列入2021年“考古中国”重大成果发布项目。

灵台桥村遗址作为“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项目，经考古发掘，表明该遗址是陇东地区具有区域中心性质的龙山时代大型聚落。其中玉礼器和陶瓦等建筑构件的发现是该区域文化广泛交流、文化创造力持续加强的体现。

国内权威专家认为，圪垯川、南佐、桥村等遗址重要考古发现显示了陇山两侧是仰韶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分布区域，是距今5000年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也是探讨黄河流域和黄土高原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早期文明化进程的关键区域。

彰显国家气象

汇集华夏文明的周、秦、西戎文化考古成绩斐然

周秦是中华礼制文明产生和发展完善的时期，也是华夏民族和帝制中国的形成时期，对中国历史走向和华夏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礼县四角坪中心建筑遗址

甘肃是周秦考古的重镇。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先后对西汉水上游地区、渭河上游及其支流牛头河流域以及泾河上游支流红河上游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了礼县鸾亭山遗址、西山遗址、大堡子山遗址、六八图遗址，清水县李崖遗址，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张家川县西戎贵族墓地，秦安县王洼墓地，漳县墩坪墓地和宁县石家墓群等一系列早期秦文化或与秦文化密切相关的西戎和周文化遗址。大量新材料的出现，使该区域两周时期的文化面貌更加清晰，为解决前所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线索和新思路。

周文化在甘肃主要分布在渭河上游地区、泾河流域及其支流马莲河中下游、红河上游等地区。

▲宁县石家墓地随葬组玉串饰

近年来，甘肃周文化考古以宁县石家及遇村遗址为代表，目前的考古勘探及发掘，已初步揭露出该聚落功能、结构上的复杂性，是陇东地区两周考古的一个全新发现，对研究两周时期城邑布局与沿革、丧葬、礼制等重大学术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石家及遇村遗址年代跨度大且文化序列较为完整，对于解构陇东地区两周时期政治格局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遗址文化内涵复杂，以周文化为主体，另包含有秦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等因素，对于探讨两周时期文化传播、民族融合及互动提供了新的考古学材料。发现的墓葬、居址，是近年来两周时期聚落考古的一处重要成果，对于弥补文献有关西北地区两周封国部族记载的不足及探索义渠戎相关问题都有重大意义。石家及遇村遗址是近年甘肃周文化考古的重大项目，曾先后入围2017年和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秦文化考古主要集中在陇山东西两侧，通过十数年的探索，就破解秦人早期都邑和县治、秦人的族源、秦与西戎的关系和早期国家祭祀制度等问题有了重大突破。目前，以礼县四角坪遗址的发现较为重要，该遗址是秦统一后代表国家意志的礼制性建筑，是秦从王国到帝国阶段转型的标志性建筑，也是目前仅见秦代唯一代表国家礼仪的系统性建筑实物遗存。四角坪遗址体量巨大，是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风格和气魄的重要体现。四角坪遗址的发现还是统一后秦帝国建筑年代的标尺，是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发现，丰富和补充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体系的链条，对研究中国早期祭祀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马家塬遗址出土的高浮雕兽面纹金带扣

▲马家塬M14—1号车复原图

西戎文化考古，是在早期秦文化项目的基础上延伸出的一个新的目标。其中，以马家塬战国墓地为代表。该墓地是战国晚期至秦代西戎某支首领和贵族的墓地。墓葬形制多样，以竖穴偏洞室墓为多。独特的墓葬形制、华丽的车辆、复杂的人体装饰以及蕴含多种文化因素的遗物是其主要特点。出土的车辆、金银器、贴金银铁器、玻璃和玻璃态制品种类丰富，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该遗址反映了战国晚期至秦代西戎文化的面貌，其兼收并蓄的多元文化融合体是研究这一时期西戎文化、秦戎关系、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古代车舆发展、演变以及古代工艺技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融汇东西文明

见证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考古方兴未艾

河西走廊自古以来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东西方文化间就存在着比较广泛的交流。河西走廊西衔中亚、东接中原，其间绿洲相连，境内有着丰富的早期文化遗存，是早期文化相互交流和传播的重要通道，孕育并催生了早期丝绸之路的开通。

依托“河西走廊早期冶金遗址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相继对西城驿遗址、缸缸洼遗址和火石梁遗址进行了发掘，确认命名了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西城驿文化。构建了黑河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和发展谱系，并就早期冶铜技术的传播与发展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通过马鬃山玉矿遗址和敦煌旱峡玉矿遗址的发掘，揭示了我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一批集采矿、选料、防御等于一体的采矿聚落址，从实物层面展示了公元前两千纪至公元前一千纪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的采玉活动，对研究玉矿开采及相关的采矿技术、选料技术、行业组织、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之地，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阳关遗址的调查，新发现烽火台20余处，厘清该地区汉代边塞防御系统和行政建制，对判明阳关遗址及其附属设施具有重要价值。张掖黑水国汉代墓葬群，辨识确定了西汉中期的墓葬器物，填补了河西走廊早期汉墓研究的缺环，其墓葬特征、随葬器物组合特征及发展演变，与两京地区汉墓的整体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其文化特征与西安、洛阳地区汉代墓葬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原王朝对甘肃的经略及甘肃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实证多元一体

聚焦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区域考古独具一格

甘肃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从史前时期的氐羌到秦汉时期的戎狄、匈奴再到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突厥、吐蕃、吐谷浑、党项、回、蒙、藏等，都曾一度或长时期生活在陇原大地。

与之相关的众多古文化遗址，真实记录了多民族最终汇聚形成中华民族，产生“同根同源”的民族心理和“大一统”主流意识的重要进程，反映出中华民族治理体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单一走向复合，由原始走向成熟的过程。

武威亥母寺遗址的发掘，揭示了武威地区西夏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厘清了西夏的发展历程及其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关系。

▲慕容智墓出土的成套金银餐具

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首次发现唐代白葡萄酒实物遗存、木质胡床、成套铁甲胄、六曲屏风、大型木质彩绘床榻、笔墨纸砚、木列戟屋模型；首次确认吐谷浑文字、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首次发现数量巨大且保存完整、种类多样的唐代丝织品。该墓群的发现，使我们能够从文字或实物层面，生动揭示吐谷浑民族自归唐以后百年间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史实，并从中窥见归唐吐谷浑人思想观念、物质生活、文化认同等历史细节的变迁。

回望百年考古路，继往开来续新篇。展望未来，甘肃省文物局将以特色资源为依托，持续推进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工作。以整理公布考古资料为抓手，重点做好考古资料的成果挖掘与价值阐释。以科技考古中心建设为契机，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科研环境。全面改善工作条件，初步形成田野发掘、实验室考古、文物保护、科技考古、公众考古等多学科融合发展的考古研究体系。全面建强队伍力量，尽快形成涵盖考古研究、保护研究、历史研究及科学管理，多领域、高层次的人才队伍，打造甘肃领军、西北领先、全国知名的科研阵地。